◇苏岩

    崮文化网 乡愁是刻在心底的烙印，童年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回去的隐痛。大浪淘沙的时光带走了苦难，留给我们的是记忆的瑰宝。碾，乡村生活最重要的记忆，历历在目。随着科技的发展，它没有多大的用处了，碾，已经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只是为了存在而存在，它活成了一个信念。一座村子，怎么能没有一盘碾呢？没有碾，这还是村子吗？村子里的几盘碾，都挪了地方，我们八队的碾挪到了村头一小片空地上，并且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供品、烧纸、红绸 ，阵势不亚于某某企业开业庆典，只是礼仪小姐由本村大娘们担任，颜值略逊一筹。热闹过后，依然改变不了它寂寥的命运。

    碾，座落在我们的胡同口，旁边是镇上在我们村建的氨水池。从我记事起就在的氨水池是我们村很豪华的钢筋水泥建筑，由于建在一处坡地上，从西面看是平地，从东面则是一面墙，墙上画着红五星，还有标语，由于年代久远已经辨认不出了，估计是文革时期的。顶上是水泥磨平的地面，左右各有一个漏斗状的开口，底部是像茶杯一样大小的孔，透过这个孔，看到里面黑咕隆咚的，有一股氨水味。不过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使用，应该是早已经废弃的或者是被遗忘的。

    这是一处好场所，八十年代，哪里能找到一块水泥地呢。八九平方米的地方成了晒粮的好地方，几乎天天都有捞好准备磨面的麦子摊晒在这里，白天晒粮，晚上挟张草席躺着乘凉。两边一尺见方的斜坡和现在的滑梯作用一致，那时候我们的裤子屁股上都是打补丁的，全都是在这里磨破的。打麦的时候，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叫“跳麦秸垛”，站在水池边沿，往下面垛的高高的麦秸上跳，那起势，这么说吧，如果下面是水，我们那一群人绝对是跳水世界冠军，跳下去后，顾不得摘下头上的麦草就赶紧再溜下去，不然再下来的人就会砸你身上。农村的孩子像野草一样生长，没有一丝娇气。磕了碰了疼得龇牙咧嘴也不会去告家长告老师。 扯远了，碾，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名词。看到有人端着簸箕，我们都是这样打招呼的问“你压碾哩”，答“知不道碾忙不”，“嗯，你可能得等一霎”。长期以来，我们自发的形成了规则，如果你来了，碾上有人在用，那么你只能等，这叫“等碾”，后面又来了人，在这排队这叫“挨碾”，有特别急的端着一小瓢花生米豆子来了，家里菜下锅了，等着加豆面炒成豆沫，或者熬成菜粥，一般会和颜悦色的和碾上的人协商，那人就把正在碾压的粮，用专门扫碾的短把扫帚轮到边沿，让来人先用，这叫“让碾”，来人的行为叫“争碾”。

   碾盘上有一根粗木碾杆，推的人用腰腹推动，左手持扫帚在转动的过程中翻动粮食，以便能碾的均匀。扫碾是 极具技巧性的，技术高的碾压出粉沫粗细均匀，而技术低的如我这般，就是有粗有细，既不好看又不好吃。笨重的碾磙子推起来十分吃力，架子的另一端也可以插一根细磨棍，两个人的力量总是会大一些的。从记事起，我就跟着姐姐一起去压碾，压的最多的就是玉米和地瓜干。我们的主食是玉米煎饼，玉米压成粗面，一半煮熟，一半泡透，掺在一起，挑到机器磨坊里磨成糊再摊成薄薄的煎饼，摊一次我们能吃半个月。地瓜干压成粉，熬成猪食。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大锅，一边按着风箱，每天傍晚都会听到“咕咕达”拉风箱的声音，水开了，倒上地瓜面用力的搅拌，均匀了再倒入大部分的地瓜叶糠，继续搅拌。放凉了，圈里的猪早饿的吱吱叫着用长长的嘴巴拱猪栏门了。用特制的大铁勺刮出来熬好的食，倒进铁桶，提进猪栏倒进石头挖的猪食槽子，看着猪们“呱唧呱唧”的大口吃，一头猪养一年，到年底才出栏。 一进腊月，碾就开始格外的忙碌，从天刚蒙蒙亮一直“吱悠”到深夜，给谷子脱壳是最费力的，一圈一圈的往外屯，还有压小米面，一遍遍的用箩筛，一般看到有人在从事这两项工作，你就直接回家或者换地方就行了。也有带着孩子来的，孩子哭闹的紧了，当妈的拎起来坐放在碾杆上一手揽住孩子的腰接着往前推，孩子随着转圈兴奋地破涕为笑。 一年到头，除了雨雪天，碾，只能休息三天。大年初一、初二，还有清明节是不能用的。年三十下午，就有人来给碾贴上了大红的“福”字，还系上红布条，碾和我们一起过年了。清明节，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插上了松枝柳条，碾也一样。家乡还有一个风俗，男人不上碾。除了没有女人和家里女人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的，我爷爷就是极少压碾男人中的一个，他疼我奶奶 ，同时他也成了男人们鄙夷，女人们羡慕的对象。

    碾，是村子里各种消息散布的基地。婶子大娘们在等碾的过程中纳着鞋垫聊着天，谁家的儿子娶了谁家的闺女，谁家的鸡跑到了谁家的院被宰了吃了，谁家的媳妇不孝顺打骂公婆 ，新娶进的媳妇要想快一些融入这个村子，去压几回粮食就都认识你了，并且博得一个“能干”的好名声。那些热热闹闹，活灵活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眨眼间就不见了。好在，村民们又找到了新的乐趣，看，广场舞跳起来了，“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留下了万紫千红一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