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主的讨论

    ◇李沣

   （一） 

    据《齐鲁晚报》4月23日报导，对沂水纪王崮春秋墓主，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学海先生和省博物馆研究员、古文字学家王恩田先生，都根据考古资料提供的信息及以往的考古经验，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张学海先生根据纪王崮顶春秋墓与1975年沂水县刘家店子春秋墓的规制、陪葬品、人殉等有共同之处，断定该墓主的身份为莒国国君。王恩田先生根据墓葬出土青铜器铭文，断定墓主名叫中叚（通遐）氏，但中叚氏是哪个时代、哪个国族的人，没有明示。据此，我认为沂水纪王崮顶春秋墓主到底是何方人士，还是个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由于张学海先生的判断、意见，非常肯定，本文就张先生的意见做一些分析和讨论，以求教于张先生。本人对考古学一窍不通，只因写过《探寻寿光古国》一书，对东夷古国历史略知一二，但对考古学问题所言，纯粹是门外之见。

     张学海先生根据墓主随葬了鼎、鬲、敦青铜器，马车四辆（可能原有十辆）及成组的乐器，并将古墓修到了崮顶，判定墓主不是“一般的城邑或地位低的统治者”，因此是诸侯国君，而且是“莒国国君”。

    判定该墓主为诸侯级的君主，这是正确的，但这位墓主一定是莒国国君，似乎还缺乏直接的、过硬的根据。

    该报导称：“ 既然是莒国国君，为什么不葬在莒国国都,即现在莒县县城一带?”张学海说：“以往考古发现中，莒国国君的墓葬多是如此。譬如沂水县西南部院东头春秋莒国墓距离国都约40公里，莒南县大店春秋古墓约40公里。此次发现的崮顶春秋墓，距离莒国国都的直线距离为50公里左右，可见莒国国君墓离都城都比较远。因此,不能说隔得远就不是莒国国君的墓。”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断定墓主的主要考古和历史根据是什么？

    刘家店子墓出土一铜戈，上有铭文“莒公”二字；莒南大店墓出土“莒叔仲子平钟”，从而断定这两墓墓主为莒国国君墓。但纪王崮顶墓的铜器铭文为“中叚氏”，因此根据出土物的铭文现在还无法判定该墓就是莒国国君墓。

    正因为如此，张先生主要是根据墓制和随葬品做的判断。但墓制、随葬品等能大致地判断出该墓的年代和文化类型，却很难就此断定墓主是哪国国君？因为同属于东夷的莒国与其它各国，其墓葬文化有很多共同性，很难据此来判定墓主身份。关于人殉，《中国考古学·西周卷》载：“春秋早期的鲁故城M202，春秋中期的莒南大店M2和春秋晚期的大店M1等皆有殉人。”关于墓葬制，该书曰：

    其中有“三重葬，即重椁一棺或一椁重棺，此种葬现象见于薛故城M9、M5、M3，沂水刘家店子M1，长岛王沟M10，章丘宇家埠M137和女郎山M1，莱芜戴鱼池战国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两周卷》第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由此看出，春秋时期东方各国族的墓葬制度有很多共同点，因此单由墓葬制度来判断为那国国君很不可靠。

    第二、莒国国君墓葬在距莒国都城50公里的东北山区的根据是什么？

    张先生举例分析了莒南大店和沂水院东头春秋墓后说：“可见莒国国君墓离都城都比较远”。这两处莒国君主墓，一处在都城的南方莒南，而莒南在春秋时也是莒国地，“南莒”是莒国的另一都城；一处在都城的西方，沂水县地。今莒南县、莒县及沂水县东南部，都在古莒国的势力范围内。但沂水县东（西）北的纪王崮就与此不同。到春秋晚期或者按张先生说的“春战”时期，莒国的周边环境和自身的政治地位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公元前693年，“齐师迁纪郱、鄑、郚”，；公元前691年秋，“纪季以酅入于齐”；公元前690年夏，“纪侯大去其国”。至此，纪国的领土已被齐国占有，纪国首领纪侯已远走他乡，实际上纪国已经灭亡。

    纪国灭亡后，莒国领土就直接暴露在齐国面前。纪郱，杜预注：“纪邑，在东莞临朐县东南。”临朐县东南，已经是沂水、沂源地了，这里已经成为齐国的势力范围了。

    纪国灭亡后，齐国开始征伐周边小国。公元前`686年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公元前684年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齐师灭谭，谭子奔莒，这对莒国不是个好兆头。紧接着，公元前675、674年，“夫人姜氏入莒”与齐襄公私通的鲁夫人两次入莒，入莒的目的虽然史无考，但对莒似乎也不是利好消息。齐桓公时，实行近交远攻，虽然对莒没有下手，但已不放在眼里。《管子·小问》载：“楚灭莒，莒君使人求救于齐，桓公将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晏子春秋·内篇》言：“景公问晏子曰：当今之时，诸侯孰危？晏子对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对曰：地侵于齐。”管仲、晏子都是在齐国说话算数的人物。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莒国君甍后，将其葬在离国都一百里外的齐国的势力范围内，这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纪王崮顶是墓地还是都城？

   如果纪王崮顶春秋墓是莒国国君墓的话，纪王崮顶就是墓地，墓地就是墓地，它是死人的居所；墓地不会是城廓，城廓是活人的居所。但《齐鲁晚报》载：“省博物馆研究员、古文字学家王恩田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纪王崮崮顶存在中国最早的城堡式国家。”纪王崮顶是不是城堡？是不是个国家？暂且不论，根据现存建筑遗迹判断，这里确实是座具有防御功能的微型壁堡。这里当年似乎有殿堂或者是居屋，有很多人在这里生产、生活。从出土大量的车马、青铜器、乐器、玉器及各种生活用器证明，纪王崮顶是一个群体，而且是一个贵族群体的生活、生产和防御之所，墓葬只是个万不得已的辅助功能，总之，它绝不是个单纯的墓地或者陵园。

   纪王崮顶上居住着一个特殊的贵族群体，是因为某种政治原因万不得已住在这里的一个贵族群体。在莒国国都完好、国土完整的情况下，莒国贵族没有理由居住在这偏远荒凉而十分危险的崮顶上。因此，纪王崮顶与莒国君无涉。

    （二） 

    沂水纪王崮春秋墓的墓主是谁？我个人认为是纪国贵族。

    根据目前已掌握的资料，可以判断，纪王崮顶上居住着一个群体，而且是一个贵族群体。根据这里的特殊地形地貌和崮顶门道的特殊改建布局，还可以判断，这个贵族群体，是个逃难、逃亡的群体，是个万不得已在这里落脚和居住的群体。

    这个贵族群体属于哪个国族？答案是纪国族。为什么？

    当时在纪王崮周边落难的国族可能有二，一是谭国，二是纪国。

   《左传·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经》载：“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传》载：“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谭子奔莒，同盟故也。”这些记载表明，谭国被齐国灭亡后，谭子（谭国国君）奔莒，因谭、莒为盟友，因此莒君肯定留谭子居都城，不会让他到深山老林里。

    纪国的情况就与谭国不同了。齐、纪两国矛盾很深，纪酅离齐国都城临淄不到十里，纪国对齐国的威胁、防碍太大，因此齐对纪的征伐，不仅是对领土的占领，而且还要把整个纪国臣民驱逐出境。《春秋经》载：庄公元年（前693年），“齐师迁纪郱、鄑、郚。”《正义》曰：“齐人迁此三邑┅┅故知齐欲灭纪，故徒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也。”名曰“迁”，实为“驱逐”。把“三邑”之民赶走，把“三邑”之地攫为己有。“纪三邑”是位于纪国南部临朐的纪郱，位于纪国东南部安丘的纪郚和位于纪国东北部昌邑的纪鄑。“三邑”之民，以数万计，从此沦落为难民。

   《春秋经》：庄公三年（前691年）秋，“纪季以酅入齐”，杜预注：“季，纪侯弟。酅，纪邑，在齐国东安平县。齐欲灭纪，故季以邑入齐为附庸，先祀不废，社稷有奉。”这是在齐军压境，彻底灭亡纪国前夕，纪侯为了“先祀不废，社稷有奉”采取的一个重要义举。虽然其弟和酅邑成为了齐国的附庸，但他对祖宗社稷，总算有了个交待。

    纪侯采取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大去其国”。《春秋经》载：庄公四年（前690年）“三月，纪伯姬卒“，夏，”纪侯大去国。”杜预注：“以国与季，季奉社稷，故不言灭。不见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辞。”对“大去其国”经学家有不同的解读，有的释为‘不留一人之辞也“，有的释为”永不再返”。但无论那种解释，“纪侯大去其国”都是无比惨烈的壮举。从此，数十万的纪国臣民跟随纪侯告别故土，远走他乡，走上了一条艰难的、不知所终的大逃亡、大迁徒之路。

    纪国臣民去了何方？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据后来纪姓（纪姓，以国为姓）人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参看李沣：《探寻寿光古国》第335页，齐鲁书社2011年版）判断，当时纪国臣民的主体是沿弥河向南行，从今日照沿海逐步到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尤其是潮、汕地区，纪姓人特别集中。

    在这个纪国族人大迁移、大逃亡中，纪侯率部分臣民，落脚到了纪王崮。

    纪侯为什么要落脚到这里？纪侯是位贤人义士，是个行有礼言有道懂谋略的国君。在齐国侵城掠地，称霸诸侯，势力和野心高速膨胀的背景下，纪国虽有兄弟之国莱国和莒国，婚姻之国鲁国，但都不能去投靠。因为无论投靠谁，都会把齐国的战争之火引过去，连累对方。

    第二，纪侯不能去太远的地方，因为他有牵挂。纪酅那里还有自己的亲弟弟和供奉着的天地社稷和祖宗，自己的夫人伯姬刚刚去世，不管如何安葬的，对他都是挥之不去的牵挂。

    第三、纪王崮远离都邑和平原发达地区，是深山，是荒野，在那个年代属于无人区。交通闭塞，与世隔绝，对逃亡者来说，是个相对安全的地带。

    第四、从谷歌卫星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纪国紧靠弥河，沿弥河南行，（古人远行一般都沿河上下），进入临朐地，过冶源后，南行至后峪，到了弥河的源头。再往南就是沂山。翻过沂山，不走河道，右拐到深山里就是纪王崮。纪国贵族对纪国——临朐——沂水这条南北通道是熟悉的，《春秋经》载：隐公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杜预注：“纪邑，东莞县北有邳乡，邳乡西有公来山，号邳来间。”叶圭绶：“沂水县，周纪浮来邑（一作包来，作邳来）。”（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第57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今沂水县西南有纪邑，即纪国的附庸。纪鄣是纪国的另一个附庸，纪鄣在今日照安东卫。由纪到浮来，由纪到日照，这是纪人非常熟悉的路线。

    第五、根据最新的发掘报告，墓中出土大量青铜器、乐器、玉器：“　南边箱则出土铜鼎、铜鬲、铜豆、铜罍各7件、铜敦3件。”“北边箱出土铜錞于2件，甬钟一套10件，镈钟一套4件，钮钟一套9件，石磐一套10件，舟4件，甗、罍、壶、盘、匜、瑟各1件。另外还有铜剑、钺、斤、箭头、凿等”另外还有祭天祭地的玉壁、玉琮。（《山东商报》2012年4月17日）纪国是商周时的大国，我在《探寻寿光古国》中，用了大量的文献和金文资料来证实，从夷王烹齐哀公后，在整个西周和春秋早期，纪国与王室和关系比齐国密切，纪国的政治影和政治实力比齐国强大。齐国的强大和称霸，那是从齐桓公用管仲实行改革以后开始的。纪国有大量宝器，因此齐国曾千方百计攫为己有。《竹书纪年》载：“齐国佐来献玉磬，纪公之献。”《左传·成公》二年，“齐侯使宾媚人赂齐师，以纪甗、玉磬与地。”杜预注：“甗、玉磬皆灭纪所得。”

    该墓埋藏的是纪国贵族中的哪一位？

    在纪王崮居住的这个逃难群体中，能得到就地埋藏这种高规格待遇的只有三种人，一是纪侯，二是纪侯的两位夫人伯姬和叔姬，三是纪侯的卿大夫。从目前发掘已得到的信息看，似乎不是纪侯。不是纪侯，那么是夫人墓还是卿大夫墓？从已出土的一些装饰物判断，墓主似乎是位夫人。如果是夫人墓的话，墓主不是伯姬就是叔姬。

    纪夫人伯姬，鲁国女。叔姬，伯姬之妹，纪侯之媵妾。纪侯夫人伯姬和叔姬，在春秋史上是有名的贤义之女。春秋时期，有七位诸侯夫人，但在春秋经传里记载其卒、其葬的只有三人，即纪伯姬、纪叔姬和宋共姬。因此，吕祖谦曰：“内女不书葬，而书葬者三，宋共姬、纪伯姬与叔姬，皆非常也。”之所以书这三人，乃褒其贤。

    关于伯姬：

    庄公元年冬十月，“齐师迁纪郱、纪鄑、纪郚。”

    庄公三年秋，“纪季以酅入齐。”

    庄公四年三月，“纪伯姬卒”。

    纪国、纪侯，在四年中出了三件大事：齐师迁“三邑”，可以说齐灭纪国之战已经开始，并且齐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三邑”归齐后，纪国已失去半壁江山，而且齐灭纪已成定局，纪侯求救鲁公、求救周王都无效果，纪国的彻底灭亡也已成为定局。因此，为保全祖宗社稷，纪侯将纪酅拱手让给了齐国，即“纪季以酅入齐”，“纪之宗庙、社稷皆迁之于酅，承祀如本。”（《左传正义·释例》）在纪国、纪侯惶惶不可终日时，纪夫人伯姬卒。伯姬卒，是纪侯大去其国的直接动因。

    纪夫人伯姬卒，如何安葬？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安葬在纪国，二是安葬在已属齐国管辖的纪酅。在纪国安葬，也就是由纪侯亲自安葬，一切将按部就班、顺理成章。但在齐国大军压境的危险时刻，把伯姬埋藏在纪国，纪国灭亡后，将遭“封其墓，毁其庙”的国难。如果安葬在纪酅，纪侯必须以投降者的身份，进入齐国，这等于给齐侯下跪，为维护纪国、纪侯的尊严，这步棋万万走不的。在这种情势下，纪侯采取断然举措，“大去其国”。

    《春秋经》：庄公四年春，“三月，纪伯姬卒”，“夏，纪侯大去其国”，“六月乙丑，齐侯葬纪伯姬。”这就是说，纪侯率纪国臣民大去其国后，齐国马上就安葬了纪伯姬。纪伯姬肯定是安葬在纪侯弟守候的纪酅。纪侯未能亲自安葬夫人伯姬，是他终生的遗憾。如果该墓最终未能发现尸骨，断定该墓为衣冠冢的话，该墓很可能就是埋藏伯姬的衣冠冢。

    如果该墓最终发现女性尸骨的话，该墓墓主就可能是纪叔姬。

    关于纪叔姬：

    纪侯大去其国之后，纪侯就从文献上彻底消失了。但对叔姬，《左传》中还有如下记载：

   《春秋经》：庄公十二年春，“纪叔姬归于酅”。杜预注：“纪侯去国而死，叔姬归鲁。纪季自定于齐，而后归之，全守节义，以终妇道，故系纪之。”按经学大师杜预之说，庄公十二年，也就是纪侯大去其国后的第八年，纪侯去世了。也预示着纪侯在纪王崮居住生活了八年。在这八年中，纪侯与叔姬的行踪，史上一片空白。但很有可能，这八年中，纪叔姬是陪伴在纪侯身边，或者很多时间是陪伴在纪侯身边。纪侯去世后，纪叔姬归鲁，回娘家，但“纪叔姬归于酅”，就如杜预说的“而后归之，全守节义，以终妇道。”

   《春秋经》：庄公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纪叔姬卒。”

    庄二十九年，也就是纪侯去世后的第十七个年头了。这十七年中，叔姬的生活和行踪，史无载。但她有四个可能的去处或者说是四个生活居住地，一是娘家鲁国，二是已归齐的纪酅，三是纪王崮，四是齐国给纪国留下的最后一个邑地，位于今日照安东卫的纪鄣。

    叔姬死在何地？根据史料判断，死在纪鄣。

   《春秋经》：庄公三十年，“秋七月，齐人降鄣。八月癸亥，葬纪叔姬。”

    庄公二十九冬十二月，纪叔姬卒；庄公三十年秋，齐人将纪国的最后一个附庸国纪鄣占领，八月，实际也是秋，即占领后立即安葬纪叔姬。所以由此可以断定，纪叔姬晚年生活在纪鄣，最后死在纪鄣，安葬在纪鄣。纪叔姬安葬时，已经是纪侯大去其国后的第二十六个年头了，也是纪侯去世后的第十八个年头了。当年跟随纪侯的左右，大部分也已作古了，因此再把纪叔姬迁葬到纪王崮的可能性极小。但也不能不完全排除纪国后人将纪叔姬迁葬到纪王崮的可能。如果纪王崮顶上能确证有纪叔姬墓，可以肯的说，纪侯墓也在此处。

    关于纪王崮春秋墓的葬制有很多“怪”，即与传统相悖。考虑到纪侯为亡国之君，纪侯为仁义之君，与他逃难到纪王崮的人和物（车、马等各种器物），对他来说，都是有功之“臣”，都是救命“恩人”。他对这些物的埋藏，不像当国皇帝那样当做陪葬品，而是怀着感恩和敬畏之心去埋藏，因此就必然不符传统规制。

（完稿于2012年4月27日星期五）

    对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主的再讨论

    ◇李沣

    《对沂水纪王崮春秋墓主的讨论》一文，虽然对墓主为何人进行了全面探讨，但对该墓出土的青铜鼎铭文没有涉及。青铜器铭文对判定墓主及墓主的身世，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本文就这个问题发表点个人管见。

    4月22日《齐鲁晚报》讯：“省博物馆研究员、古文字学家王恩田解读铭文后认为：墓主名叫中叚氏。”，并将铭文释为：“华孟子作中叚氏妇中子  媵宝鼎其眉寿 万年无疆  子子孙孙保永享。”王先生还进一步解释曰：“华孟子就是这件大青铜鼎的制作者。制成后，给自己名为‘仲子’的二女儿做陪嫁用的宝鼎。”因此华孟子鼎，“证明墓主应该是华孟子的女婿，也就是中子的丈夫中叚氏的墓葬。”王先生的这个释读大体是正确的，但华孟子、中叚氏是哪个国族的人？该墓是哪个国族的墓？还没有点明，而这是个重要的，是大家关注而且也必须回答的问题。《左传》中的如下记载似乎与王先生的释读有关：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隐公二年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隐公“七年春三月，叔姬归于纪。”

    按照王恩田先生的思路，用《左传》的这三段话对照铜鼎铭文，可以这样理解：华孟子就是鲁惠公元妃，此鼎为华孟子为二女儿仲子出嫁时的陪嫁宝器。而这位二女儿仲子，也就是叔姬。因此这尊宝鼎也就是陪送叔姬的媵器。铭文中叔姬的夫君、华孟子的女婿为中叚氏，与《左传》对应的这位中叚氏，这位鲁惠公和元妃孟子的女婿，就是纪侯。纪是姓，侯是官爵，纪侯的名子不详，也许纪侯的名字就是“中叚”。纪侯的弟弟为纪季，纪侯为纪仲，这也非常有可能。总之，结合《左传》文理解王先生的推论，很容易得出该墓主为纪侯的结论。

    粗线条地这样分析判断，似乎还能顺理成章，但严格分析起来，这中间还有些矛盾，或者说还有些不能自圆其说处，如；①叔姬，按照排行，是老三，叔姬与仲子似乎不等同；②纪侯与中叚氏联系起来，现在既无文献也无考古学的证明；③ 此器作器者“孟子”，受器者“仲子”同是子姓，王献唐先生说：“在一切媵器中，凡是作器者为一姓名，受器者为一姓名，两姓不同，大抵是母亲为女儿所作。女儿从父姓，其母则从母家的父姓，因而有别。”（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第136页，青岛出版社2007年版）因两者都是子姓，是同姓，就不是母子关系。

    总之，王恩田先生的分析判断，对照历史文献，还有很多矛盾，似乎很难成立。

    近从网上看到从事田野考古和甲骨文研究的柏杭（音）先生的《山东沂水纪王崮新出土铜鼎铭释文》，释文说：“此器是‘华孟子’为中（仲）子做的媵器。从铭文里的‘中叚氏妇中子’，可知‘中（仲）子’嫁的是‘中（仲）叚氏’。”这个释读与王先生的释读基本一致。柏先生又说：“中（仲）叚氏，或与邾瑕相涉。《春秋·哀公六年》：‘城邾瑕’。《大全》：‘邾瑕如鲁济之类，鲁有负瑕，故称邾以别之。”在这段话后，先生孤零零地冒了一句“此器也许与宋国的华氏有关”，然后又引《上博简五》、《史记·齐太公世家》，推测“华孟子有可能是齐桓公如夫人宋华子。”

    纵观上述二位先生的研究思路和成果，我认为大方向基本正确，实际上他们们已经走到了神秘之门的大门口。在他们的启发、鼓舞下，本人循着他们的思路，重新检索历史典籍，对这个神秘的大墓和墓主，做出了如下推测：

    洋洋洒洒的珍贵历史文献《左传》首页的文字就是：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纪王崮铜鼎铭文：

  “华孟子作中叚氏妇中子，媵宝鼎，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享。”

对比两段文字，其中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假设，这两种（文献和铜器铭）文字记述的是同一件事，即宋国与鲁国的婚姻。要证明这个论断能够成立，必须进行历史学的求证。

    一、关于孟子与华孟子

    《左传》“惠公元妃孟子”说明，鲁惠公元妃，即第一夫人为孟子。“孟”是排行老大，“子”是姓。宋，殷后，子姓。“宋公生仲子”，把全文联系起来，孟子就是宋国诸侯长女。孟子、仲子都为宋武公女。

    《左传》言“孟子”，为什么铜鼎文言“华孟子”？这两者是一个人吗？我说是。根据如下：

    宋国是殷后，所以是子姓。殷祖契，契母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所以为子姓。古女子有姓，男子有氏。当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后，国族的父氏也就变成了姓。“华”也是宋国的姓，追根究底，很可能是父姓。《潜夫论·志姓氏》载，子姓的宗族有孔氏、华氏、微氏等五十一姓。因此华氏，是宋国的别姓之一。

    《史记·宋世家》载：殇公九年，“大司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华督。”“庄公元年，华督为相”。《集解》服虔曰：华督，“戴公之孙。”《史记·宋世家》还载：“戴公卒，子武公司立。”因此，华督是戴公之孙，是武公之子或之侄，与鲁惠公元妃孟子及仲子同辈。宋武公之子名华督，同理，宋武公之女名华孟子。因此，铜鼎文中的“华孟子”就是《左传》文中的鲁公元妃“孟子”。

    二、关于中（仲）子

    《左传》文和铜鼎文中，都有“中（仲）子”。按照排行，中（仲）子为孟子之妹。铜鼎文中的“中子”为“华孟子”，《左传》文中的“仲子”也是惠公元妃孟子之妹。

    春秋时，实行陪嫁媵妾制。《仪礼·士婚礼》郑玄注：“古之嫁女子，必以姪娣从，谓之媵。”姪是侄女，娣是妹妹，即嫁女时，女的侄女或妹妹为媵，必须跟着陪嫁。因此，宋武公长女孟子出嫁鲁国后，次女中（仲）子，只要到了婚嫁年龄，也必须随姐而嫁。至于《左传》中的“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鲁国）。”只不过给这种媵嫁关系上，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如《公羊传》所说：“文也，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为鲁夫人。”不管手上有文无文，仲子都必须为鲁夫人。

    三、关于“中叚（瑕）氏”

    按照此思路，铭文中的“中叚氏”应为鲁惠公，即仲子的夫君惠公。

    关于“中叚氏”，柏杭先生文中提到“中（仲）叚氏，或与邾瑕相涉。”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中叚氏”是不是鲁惠公？

    《正义》曰：“惠公名弗皇，孝公之子也。谥法爱民，好与曰惠。”惠公是死后的谥号，不是真名。惠公名曰“弗”，或曰“弗皇”，或曰“弗湟”、“弗湦”。但古人的名字不止一个，古人有名还有字，而名、子（字）有的与采邑有关。因此，有可能惠公为太子时，食采邑于“叚”。华孟子作器时，对夫君惠公，不能直呼其名，惠公是做太子时的叚丘主人，“叚氏”也就是惠公。

    鲁有“负叚”和“叚（瑕）丘”，两名实为一地。叚是鲁国的一块十分优美而神圣的地方。

    《水经注疏》云：“昔卫大夫公叔文子升于瑕邱，籧伯玉从。文子曰：乐哉斯邱！死则我欲葬焉。”表明“瑕邱”这个地方美妙无比，死都想葬在这里。

    《史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就时于负夏。”赵云《扈林》曰：“又负夏可为负瑕，则虞舜所迁。”

    由于“负叚”是鲁的一块圣地，鲁太子往往食邑于“负叚”，成为这个采邑的主人。《左传》文中的仲子之子，鲁桓公就食采于瑕丘。《汉书·地理志》载；山阳郡，县二十三，有瑕丘县。《通志·氏族略》：“瑕丘氏，姬姓。《风俗通》鲁桓公庶子食采瑕丘。”。《路史·国名纪五》：“瑕丘，桓庶子莱。汉隶泰山，今兖治瑕丘。”《水经注疏》云：泗水“又西过瑕丘县东。瑕丘，鲁邑。《春秋》之负瑕矣。”守敬按：在今滋阳县东北五里。

    据报导，大墓出土了江国器，有人就认为该墓与江国有关。《齐鲁晚报》载：“对单单根据一只大鼎铭文就断定墓主人的说法，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永波持反对意见。古代嫁女、结盟、战争掠夺、迁都时往往用到铜鼎。”我完全同意王永波先为的意见，铜器散落异国他乡，是非常普遍的事，纪国铜器在北燕、辽东、陕西、烟台、海阳墓葬中都有出土，只能说这些地区与纪国族有某种联系，而不能说这些地区的墓就是纪国君墓 。

    江国铜器在这个墓中出土，表明江国与“中叚氏”有某种关系。《经典释文》载：“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武帝时为博士，传子至孙，皆为博士。”（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第106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说明江公与瑕丘有关，与鲁国有关。江公后世子孙皆为博士，江公前世祖先肯定也是有官爵之辈，江氏与瑕氏有关，因此，江氏器与瑕氏器共出一墓就非常自然，只不过我们现在无法把这些关系弄明白。

    四、关于“华孟子”作器

    铜鼎铭文非常明确，此鼎为华孟子作。但《左传》文为：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这段《左传》文的意思是：惠公元妃为宋女孟子，孟子卒，娶宋女声子，然后又娶仲子。就是仲子归鲁时，仲子姐华孟子已去世多年。既然华孟子早已去世，怎么能给仲子作媵器？从事物的发展时序上看，这确实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有说服力的答案，全文的论述就等于零。现在看来，能支撑这一论断的只有如下两个事实：

    （一）、三传（《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中，有些人物和事件的时间顺序上，不十分准确，例如：“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若机械地理解此文，即生了桓公后，惠公就过世了。但实际情况是葬惠公时，主葬者是桓公而不是隐公。《左传》孔颖达疏：“改葬惠公，而隐公不临，使桓为主。薨年生，则才二岁，未堪为丧主。”另外，桓公为弑杀隐公的同谋，如孔颖达言；“羽父弑隐（公），与桓同谋。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弑君之谋。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实际上恐怕是桓公生七、八年，甚至于十几年后惠公才过世。孟子卒于何年？仲子生于何年？史无载。但生仲子时恐怕孟子还在世。

   （二）、华孟子是惠公元妃，但华孟子无子，《史记·鲁世家》载：“惠公嫡夫人无子”，元妃无子或曰嫡夫人无子，也就是惠公后继无人，这对惠公和华孟子，都是天大的缺憾，也是巨大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宋武公生仲子”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按照春秋时的媵嫁习俗，孟子之妹仲子，到了婚嫁之年（《家语》“女年十五许嫁”），必须归鲁。仲子归鲁，并为惠公生儿育女，成为华孟子的最大的也是全部的期望，所以出现了“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的预兆。仲子，就是华孟子的希望。在这种背景下，华孟子为仲子作了这件媵器。

   五、关于声子

    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

    声子，子姓，也是宋国女。但声子与孟子、仲子的血缘关系不清。但按照孟仲叔季排列，孟子、仲子是亲姊妹，声子可能是她们俩的叔伯姊妹，杜预注：“孟子之姪娣也”。声子不为宋武公所生，因此地位低贱，《史记》曰：“惠公嫡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隐公）”。“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因此，“桓（公）幼而贵，隐（公）长而卑。”（《公羊传》）

    以上分析若能成立，其结论就是；该铜鼎为惠公元妃华孟子为妹妹仲子作的媵器。

    《左传》又载：

    隐公二年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隐公“七年春三月，叔姬归于纪。”

    纪裂繻，纪国大夫。纪侯命纪裂繻来鲁迎娶鲁惠公之女伯姬。因此纪伯姬、纪叔姬都是鲁惠公之女，都是鲁隐公、鲁桓公的姊妹，他（她）们兄弟姊妹四个的年龄，也相差不会大。伯姬、叔姬，是谁所生，史无载。但惠公元妃孟子无子而且早逝，声子贱，伯姬、叔姬似乎跟孟子、声子都无涉。仲子生桓公，而且也很可能生了伯姬和叔姬。仲子贵。因此，伯姬、叔姬不管是不是仲子所生，仲子都是她俩的母后。伯姬归纪时，仲子很可能以母亲的身份，把姐姐华孟子给她作的这个铜鼎陪送给了伯姬。这种做法在古代屡见不鲜。山东著名已故考古、历史学家王献唐先生在考证黄县（己其）器时曾说“因为是女，她母亲才给她专造媵器，又把自己日用的四件盨，一齐给女儿作妆奁带到夫家。”（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第216、217页，青岛出版社2007年版）这就是说，女儿出嫁时，母亲可能专为女儿出嫁作媵器，也可能把自己使用的，即别人为她制作的媵器一并当嫁妆陪送给女儿。因此，这件铜器就有可能是伯姬出嫁时，仲子作为妆奁陪送给伯姬，由伯姬带到纪国的。

    （完稿于2012年5月5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