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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研究、整理、弘扬得天独厚、富多彩的沂蒙民间文化，既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临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市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对于推动沂蒙大文化的全面进步，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改善我市旅游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以及确立沂蒙文化在山东文化大省建设中的突出地位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临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我市文化工作的实际，我们对沂蒙民间文化的重要作用和发展前景进行厂分析、研究和规划。
一、沂蒙民间文化的主要内容
临沂人口众多，地域广大，千百年来，沂蒙人就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着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培养厂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优秀品格，淳厚清新的民风、典雅古朴的民俗，造就了色彩浓烈，丰富厚重的沂蒙民间文化：
(一)沂蒙民间艺术
1．民间音乐。在沂蒙民间音乐中，民歌最具代表性。沂蒙民歌是沂蒙劳动人民自发的口头创作，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不断地经过加工并有所发展。其曲调、歌词都具有浓郁的沂蒙地域特色1940年在费县马头崖诞生的一曲《沂蒙山小凋》唱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给世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引起了国内外人士对沂蒙山的向往、敬仰和爱戴。《谁不说俺家乡好》、《请到沂蒙看金秋》、郯城的“五大调”等歌曲也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年来，沂蒙民间音乐作为优秀的文化资源，文化部门对此进行了挖掘整理，先后整理民间歌曲、乐曲近千首，有八首沂蒙民间乐曲被收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山东卷》。
2、民间舞蹈。沂蒙民间舞蹈是产生于民间，风格鲜明，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舞蹈，具有自娱自乐的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仅目前收集到的沂蒙民间舞蹈资料就有55种之多。有5种被收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东卷》。如苍山的“猴呱哒鞭舞”，郯城的“汉旱船舞”、河东三官庙的“龙灯扛阁口王长利王安义张秀丽王志选舞”，兰山的“大竹马舞”、临沭的“扑蝴蝶舞”等。奉富的民间舞蹈资源成为专业舞蹈创作的主要素材来源。临沂艺术馆馆长、研究馆员李凡修据此创作的舞蹈《揽秋》、《王样卧鱼》、《绣荷包》、《乡土之花》、《送郎参军》、《红樱枪》等多次在省级以上文艺比赛活动中获奖。其中《揽秋》在全国第十届群星奖比赛中荣获银奖，《王样卧鱼》在全国“丰收杯”民族民间舞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3．书画。书画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瑰宝。提及书画，自然不能不提及王羲之。王羲之，琅琊临沂人，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楷行隶草诸体精备，其书法“飘若浮云，娇若惊龙”，被后人尊为“书圣”。他的行书《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其子献之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他的《中秋贴》被后人推崇备至。有关洗砚池的故事早已蜚声中外，已建成的王羲之故居每年接待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数万人。中国书法史上另一位风云人物，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祖籍同为琅琊临沂，其楷书“颜体”对后世影响巨大，他的行书《祭侄文稿》被公推为“天下行书第二”，故称其为“亚圣”。受圣哲先人灵犀的浸润，书圣故里翰墨飘香，书画队伍不断壮大。涌现出象罗庄区岑石这样的书画之乡，产生了象原中国美协副主席、著名版画家李少言，以及卢坤锋、江文湛、张文峻、王小古、郭仲选、商向前、张寿民等著名书画家。一批颇具实力的中青年书画家也脱颖而出，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
4．泥木玩具、剪纸、刺绣等。泥木玩具是用泥、木、竹等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玩具，以苍山的小郭、河东区褚庄的泥玩具、郯城樊埝的旋木玩具最著名。它们大都以夸张的造型、浓艳的色彩为群众喜闻乐见。题材多取自飞禽走兽、戏曲人物及一些寓意吉祥的瓜果作物等。河东区褚庄程学义老人制作的泥哨、站马、卧牛、小鸟、青蛙等泥玩具生动形象，极富艺术魅力，吸引了日本、韩国等许多中外客人前来参观学习。郯城樊埝村共四百余户人家，几乎家家生产木玩具，他们以当地的杨柳、梧桐为原料，旋成高低棒棒人．虎头棒锤、圪刀、花枪、龙、蛇、花篮等形象，涂以各种颜色．成批销往外地，经济效益可观。近年来，我市对民间剪纸、民间刺绣，泥、木玩具、蓝印花布、彩印花布、挖补门笺、木舨午画等进行了抢救性挖掘整理。1996年我市沂水高桥镇、苍山县兴明乡被山东省文化厅分别命名为“山东省民间刺绣艺术之乡”和“山东省民间泥塑艺术之乡”。2000年，费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5．民间石刻。临沂自古占就有“制作赏石”的传统。民间石刻的历史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如已发现的“段石锛、“石磨棒”等。近几年，沂蒙民间石刻呈现了迅速发展的势头，从业人数达6万余人。莒南县生产的工艺石雕、建筑石雕品种达3000余个。1995年产值逾两亿元，产品远销世界各地。1996年、1997年，莒南县先后被文化部、山东省文化厅命名为“中国民间石雕艺术之乡”和“山东民间石雕艺术之乡”。
6．治砚。沂蒙山区盛产制砚石材，如徐公石、金星石、天景石、三叶虫化石、紫金石等。治砚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琅琊紫金砚在唐宋时期久负盛名，为当时文人墨客所钟爱，大书法家苏东坡、米芾均至爱此砚，1973年在北京元大都遗址发掘出土“琅琊紫金砚”一方，上有米芾铭文：“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来，用此石矣。元章”。由此可知米元章对此砚之喜爱。目前我市从事治砚艺术研究者千余人，有40余入曾先后被省内外新闻媒体宣传、介绍。临沂艺术馆研究馆员姜书璞自70年代始研究治砚艺术，利用琅琊石材的天然肌理，成功创作出自成风格的“天成砚”，进而开创了独具天趣的琅琊石刻工艺．他以中国传统的“天人观”指导创作，提出厂“天人合一，物我相忘”的创作思想，开琅琊石刻一代新风。曾受到邓小平、叶剑英、李光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7．根艺奇石。随着我市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根艺奇石制作与收藏已成为一种时尚。爱好者队伍已达数卜人。1997年临沂市根艺奇石协会宣告成立，费县、蒙阴、沂南、沂水等地也都纷纷成立根石协会，对我市根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沂蒙山绵延数百里，山多林密，根艺奇石资源非常丰富，发展根艺、奇石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临沂的艾山石、苍山的杏山石、蒙山的鹅卵石、费县的天景石等都很著名。近几年，我市已有2000余件根石作品在国内、国际各类比赛活动中获奖。
8.柳编。我市临沭、河东、莒南、费县、郯城等县的柳编业都有一定的规模。尤其是地处沭河之滨的临沭县白旄镇，此地的柳条极富韧性，柳编工艺品编工精湛，品类繁多。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形成了“拟物”、“混编”、“上漆”、“染色”等四大工艺特点。如拟物，当地入把器具巧妙地编成各种动物、实物等形状，惟妙惟肖，富有情趣，产品远销欧美40余个国家和地区。
(二)民间文学
近几年，许多作家艺术家深入农村生活，努力挖掘沂蒙民间文学素材，创作出版厂《费县民间文学集成》(故事卷、谚语卷、歌谣卷)、《费县民间故事》、《平邑民间文学作品集成》、《钻石之乡的传说》等大量优秀民间文学作品集。其中《费县民间文学集成》三套办公室被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民族委员会授：产尢进集体称号。
二、建设沂蒙民间文化的基本目标
(一)建设——批特色文化之乡
目前，我市除国家、省公布的石刻、刺绣、泥塑艺术之乡外，另有许多颇具实力，很有特点的文化社区、乡镇。如罗庄区岑石乡的书画、临沭县白旄镇的柳编、河东区三官庙村的龙灯扛阁、郯城樊埝的旋木玩具、费县的奇石、莒南县的京剧村等。要以此为重点，有计划、有选择地树立一批特色文化典型，形成一个个各具特色的文化景点，以点带面，带动和促进沂蒙特色文化的繁荣发展。
(二)创建沂蒙特色文化十大名牌
1．《沂蒙山小调》。《沂蒙山小调》作为沂蒙民歌的代表作品，它的产生对沂蒙乃至整个山东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应以此为龙头，大作文章，深入发掘沂蒙民间音乐素材，推陈出新，创出新的更多的名牌。
2．《揽秋》。《揽秋》是临沂市艺术馆馆长李凡修等同志根据我市民间题材而创作的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群舞，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00年12月参加全国第十届“群星奖”舞蹈比赛荣获银奖。
3．龙灯扛阁。“龙灯扛阁”是河东区九曲镇三官庙村传承下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是民间舞龙与杂技扛阁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集体舞蹈，并以鼓乐伴奏。这种形式、风格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在2000年举办的重庆中国铜梁艺术节中荣获金奖。我们应把它作为沂蒙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品牌予以关注并推出。
4．奇石。凭借沂蒙山的优势，经开展奇石文化活动。充分发挥市县(区)奇石协会的作用，通过组织奇石评选、比赛、理论研讨等活动，壮大奇石收藏爱好者队伍，不断推出奇石精品，大力营造沂蒙奇石文化氛围，逐步丰富发展、繁荣沂蒙奇石文化，形成景点，创造沂蒙奇石文化名牌。
5．竹简。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是国内独一无二的专题博物馆，其文化内涵、文史价值、以及经济价值早巳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公认，具有世界性的影响。随着临沂经济的发展和时机的逐步成熟，创造条件，争取尽早将镇馆之宝——竹简真品“请回家”(由于馆舍条件制约，竹简真品始终寄存于山东省博物馆)在馆中珍藏、陈列，为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6．石刻。以建筑石雕，工艺石雕以及天成砚、徐公砚等名砚为品牌，在重视其经济效益、发展规模的同时，深入挖掘、研究、宣传其文化内涵，探索经济、文化旅游结合的发展思路，做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沂蒙文化、东夷文化与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是我国具有区域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在山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但是齐鲁文化并不能涵盖整个山东文化，在其之外，还有一些具有较明显的特点和重要作用的区域文化，沂蒙文化就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一种。
沂蒙文化是指长期生活和活动在沂蒙山区(地理意义上的)及其辐射地带的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淀，是民族文化因沂蒙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而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形态。就发展的源头而论，沂蒙文化与齐鲁文化不同，沂蒙文化的直接源头就在远古时期的沂蒙山区本身。1981年10月在沂源县土门乡骑子鞍山东南麓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猿人化石，经专家鉴定，其地质年代属更新世中期，距今约50万年左右，后命名为“沂源猿人”，这是山东乃至我国整个东部地区首次发现的猿人化石。在“沂源猿人”发现的前后，曾于沂源的其他地方及沂水、日照等地先后发现过多处旧石器时期的遗址，这说明“沂源猿人”并非孤证，而是有着自己的发展序列。应该说，“沂源猿人”及沂蒙山区的其他古人类的创造活动就是沂蒙文化的源头，也是山东文化的源头。
沂蒙文化在新石器时期的发展就是东夷文化。当然东夷文化的范围并不限于沂蒙山区及其辐射地带，但从有关文献及考古资料来看，应该说沂蒙山区是东夷文化的中心地带或主要地区之一，因此沂蒙文化成为东夷文化的基础。
在东夷文化阶段，影响最大的是太昊、少昊两个血亲集团。太昊氏活动的范围前后有所变化，但据专家考证属沂蒙山区的泗水、平邑、费县、沂南、蒙阴及与该地区毗邻的济宁一带，曾是其活动的主要地区。而少昊氏活动的范围，大体上与以上相近，特别是今莒县、日照、莒南、郯城曾是该族活动的主要地区，而曲阜一带则是其晚期活动的地区。《左传》昭公十七年日：“太昊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杜预注日：“太昊伏羲氏，凤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名官。”这说明太昊族以龙为图腾崇拜，是龙文化的开创者。《左传》又日：“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说明少昊族起初各部落各以一种鸟为图腾，后来发展到共同以凤为图腾，因而少昊族是凤文化的开创者。所谓“凤”，也像龙一样，是在长期的发展中，人们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创造的一种典型。如果剔除其迷信色彩，那么，在民族意识中，凤是英才，是瑞兆。因而形成了“凤凰出而天下治”的观念。凤文化对传统文化有重要影响。今天，凤的含义已有了新的发展，人们把改善环境吸引高科技人才或吸引投资叫“筑巢引凤”，这说明崇凤爱凤是民族意识中永不衰竭的情结。以上的分析说明，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巨大影响的龙文化、凤文化都源于沂蒙山区及其辐射地带，这是沂蒙文化的重要贡献。
齐鲁文化产生于齐鲁建国之后。齐国建国之初，“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方针，因而受到人民的欢迎，社会很快安定下来。齐国所辖范围，原本为东夷族旧地。而齐国的建立者姜尚据《史记》称本为“东海上人”(今日照一带)，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因而可以肯定姜尚本为东夷之士，也可说是沂蒙文化的代表人物，故对东夷文化十分自然地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而实际上，在灭商之前，姜尚所代表的东夷文化已开始与文王、武王及周公所代表的周文化融合，史称“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史记·齐太公世家》)，可证。由此可以说，齐文化的开创阶段是周文化与东夷文化融合的结果。
鲁文化的产生与此有所不同，史称鲁建立后，实行了“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较多改弦更张，对东夷文化采取了明显的排斥方针。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到春秋战国时期，两种文化的排拒逐渐减轻，而融合性逐渐加大。从鲁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与东夷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按，孔子本为商贵族微子之后，而商的先祖为少昊集团中以玄鸟为图腾的一支，在近代史学界还有“商的始祖契即昊氏”一说)。故孔子与东夷文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据《左传》归公十七年记载，孔子曾向东夷文化的代表人物郯子“问官”，据地方志记载，孔子赴郯时路遇东夷文化的另一代表人物程子，而与之“倾盖”交谈。孔子弟子中亦有一批东夷之士，如曾参、仲由、澹台灭明(其籍皆今属平邑县)等；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实际上也是两种文化的交流。就孔子学说的核心“仁”而论，其来源也与东夷文化有密切关系。《说文解字》段注云：“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至孔子所处的时代，仍有部分独立的东夷族古国，如莒、郯等，可以肯定，东夷族的仁俗仁风必然对孔子产生重要影响。
齐国的前期，由于从建国开始，就实行了较好的方针，后经管仲改革，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田氏代齐之后，继续进行改革，并担保学术争鸣，自田齐桓公建立稷下学宫，招揽各种人才，到威王、宣王、襄王时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史称“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76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与之相联系的是齐国的养士之风甚盛，特别是孟尝君的养士，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的繁荣。
由此出现了一批体现齐文化成果的学术著作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如，管仲、晏婴及体现他们思想的《管子》、《晏子春秋》，荀子及其著作《荀子》，孙子及《孙子兵法》，孙膑及其兵法，还有邹衍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都达到了民族思想的高度，从中体现出齐文化所具有的兼收并蓄，开放广博，注重服务于政治，并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特点秦汉时期，原属齐国的地域或为“国”，或为郡，已进入齐文化的后续发展时期。齐文化原有的特点继续影响着这一区域文化的发展，同时又增加了若干新的内容，特别是汉初齐地之士人对“黄老之学”的研究，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重视，并一度成为汉初的指导思想与政策，而此后齐地儒学的发展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经师，齐学与鲁学开始融而为一。
鲁文化的发展主要就是儒学的发展。由于伯禽受封时，王室专门赐予礼乐典籍，故其文化基础比较雄厚。在西周灭亡，东周动荡的情况下，由于鲁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固而形成了“周礼尽在鲁矣”的局面。鲁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但从沂蒙文化中汲取了某些因素，而且从齐文化中汲取了许多积极因素，孔子、孟子皆曾入齐考察，孔子闻韶乐后“三月不知肉味”，更是文化交流的佳话。
鲁国灭亡之后，鲁文化的发展进入后续阶段。由于统治者的提倡，鲁文化的主体——儒学的发展呈现出长盛不衰的趋势。
沂蒙文化的发展由于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虽然没有达到齐鲁文化的高度，但在多种文化因素的推动下，仍在继续发展。战国时期，大体上说，沂蒙山区北部属齐，南部属鲁，部分地区又一度属楚，故成为各种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处，形成了交融性强的特点。鲁文化的敦厚重礼，齐文化的开放进取，楚文化的豪放、典丽及荜路蓝缕的苦志，都对沂蒙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善于综合各家学说的荀子，曾两为兰陵(今属苍山县)令，并终老其地，对沂蒙文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故荀子虽为赵人，但既可为齐鲁文化的代表，又可作为沂蒙文化的代表。
至秦统一全国后，沂蒙地区大部属琅邪郡，琅邪郡重儒学的气氛成为这一时期沂蒙文化的特点。该地出现了一大批造诣很深的儒生，有的创立了儒家经典研究的新流派，如“孟氏易学”，三国时期王朗、王肃的“王学”等。
另一方面，沂蒙文化经世性强的特点充分表现出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随北方战乱的发展，许多大族纷纷南渡，开始了沂蒙文化与吴、楚、蜀等区域文化的融合。在经世致用方面，取得成功的范例有：阳都(今属沂南县)人诸葛亮为刘备集团隆中画策，推动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临沂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导为司马睿提出“江左之策”，成功地建立东晋，实现了汉族先进文化中心的南移。另有兰陵萧氏南渡后，有萧道成、萧衍相继建立南朝的齐、梁二朝。
在南朝的文化艺术发展方面，还有一批沂蒙籍士人做出了较大建树，如文艺理论家刘勰，书法家王羲之，史学家臧荣绪，科学家何承天等，另外在南朝文坛上还形成了沂蒙籍作家群体，他们的创作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至封建社会后期，沂蒙地区出现了一批为政一方，造福于民的中下级官吏，沂蒙文化经世性强的特点继续发展。
沂蒙文化与齐鲁文化相比，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明显的差异。共同之处是，这几种区域文化都渊源深厚，而且经世性、包容性都较强。不同之处是，齐鲁文化在古代社会中得到了高度发展，其理论层次较高，体系比较完备，内涵外延比较明晰；而沂蒙文化由于所处具体条件的限制，在古代社会中未得到充分发展，在东夷文化阶段结束后，其内涵外延的明晰度较差。其次，从发展流程来看，沂蒙文化有自己的特点与优势。齐鲁文化的发展，在齐鲁两国灭亡之后，实际上已经基本结束，其后续阶段主要是其影响问题；而沂蒙文化经过古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后，至近现代又出现了一个发展高峰，这就是它在精神层面上的发展，即沂蒙精神的形成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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