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8月的一天，我党张黄区委武装助理员王秀堂交给李树兰一份重要情报，要她火速送往区委。当时的区委驻地在张家旁峪村，通往该村要经过四五到关卡，敌人的岗哨盘查的很严密。通过最后一道关卡，无论男女都要搜身，甚至连耳朵眼都要挖一挖。

    派谁去更妥当呢？接到任务后的李树兰考虑再三。大儿媳年长厚道，做事稳当。二儿媳模样俊俏，办事大胆泼辣，且机智灵活。于是婆婆便以情报如何收藏为题，对两个儿媳进行考察。大儿媳在沉思，“缝到鞋页跟里？不行，缝到扎腿带子上？也不行。这次的关口难过啊。”她一连想了好几个法儿，可自己又否定了。郑书英哪，摸着自己的发髻嫣然一笑。这下提醒了婆婆，她们把情报做成纸捻，掖到二儿媳扎头发把的哪里扎紧，再罩上发网。收拾妥当，郑书英便挎起包袱出了屋，就像过了门的媳妇回娘家那样。

    李树兰仍然不放心，一连到家门口望了好多遍，拿起鞋底来纳了几针又放下，心里始终挂念着。好不容易挨到掌灯时分，二儿媳才回来。一看她那副恣模悠悠的样子，李树兰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第二天便传来了区中队和联防民兵队在大张庄东山伏击日伪军的消息，会意的婆媳仨开心地笑了。 

    李树兰一家“亲戚”多，区上的干部，中队的战士，时常来家里落脚。对外就称表叔，表弟，表大爷什么的，就数不清了。她家住在村头，门口有个盛粮草的圆仓，家后是一条山沟，直通后面的大崮。来人多了就设岗哨，李树兰时常在圆仓里上岗。一有风吹草动，她就拍打拍打鞋底，打一声唿哨报警。同志们就悄悄地从后沟上崮，安全转移了。

    是年10月的一天，村南的山岭上突然传来枪声，另外还加杂着嘶哑的怪叫声“逮住他，逮住他，别让八路跑了。”大儿媳猛一怔，拉着婆婆站到家门口的土台上。她们看见从南岭的羊肠小道上拐出一个人来，那人时而插到沟底，时而翻上山梁，在他后面的鬼子汉奸也随着他时隐时现。一会儿，那人跑到了村头，实在跑不动了。“是同志。”李树兰立即冲下土台，将他一把搀住，连拖带拉地扯进了家门。她认出来了，原来是区中队的左同志，他的肩膀被敌人的子弹打爆了花。紧接着敌人就追到家门口了，最先来到的是一日一伪两个敌军。那个伪军满腹狐疑，“受伤的八路怎么一转眼就没了那”？那鬼子则吼着“八嘎呀路，搜。”鬼子指着李树兰的家，骂骂咧咧地扑了过来。婆婆示意大儿媳快去给区中队送信，让二儿媳妇照顾病人。随手将一束红布条挂到了门鼻上，尔后便大大方方地迎了过去。她有意地冲着那伪军说：“进去坐坐。”又回头朝屋里喊道：“她嫂子，快出来，给皇军老总泡茶。”二儿媳带着哭腔回答说：“娘，这会儿病人发烧，说胡话，脱不开身子。”婆婆心领神会，叹了口气说：“摊上这么个倒霉的病，真叫人揪心啊。一二百口人的村子，光烧汗死的，一天就抬出去好几个。”挂上红布条就是证明家里有传染的重病人，要忌生人。那伪军颇懂当地风俗，所谓烧汗，就是伤寒，一种急性传染病。于是，他把刚扎进屋门的前脚立马抽了回来。那束红布条来回荡悠着，仿佛是个瘟神舔上了他的额头。在他往后退却的时候，那洋鬼子雪亮的刺刀就顶在了伪军的后腰。没法子，那伪军只好硬着头皮进了屋。怪鬼子却在门口端抢站着岗，不让任何人出来。李树兰跟着伪军进屋一瞧，二儿媳坐在炕头上正守护着病人呢。儿媳乌眉灶眼，脸上定准摸了锅灰，头发披撒着，见了婆婆，泪珠儿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她拧了一下红红的鼻子说：“娘啊，他又昏过去了。”这时候那病人也假戏真做，吐着气直哼哼。巧的是，那几天李树兰闹牙疼，正有中药炖砂锅。她灵机一动，端着浓浓药味的中药到炕前。那伪军两眼花里胡哨，又让药气一扑，哪里看得真切。好在保命要紧，于是赶紧跑出屋来。他咬着鬼子的耳朵道：“皇军，烧汗就是伤寒，咱们赶快地离开为好。”那鬼子一听抽身就走，那伪军也不敢怠慢，尾随而去，他们球一样的滚下了李家门前的土台子。左同志这才化险为夷，安心养伤，直到痊愈才离开李家婆媳，重返战场杀敌，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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