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能说不是中国古人的智慧而是天外来客？天外何其热衷于华夏？所以在于华夏，并非既往一些史家所论断，进入三代见诸文字记载方才是“信史时代”，而其前为“有史无载”的“传说时代”。故将华夏文明界定为五千年，实当是一种误界。我所以将其华夏人文文明上推五千年，绝非虚妄而无视史实。史实是沿其黄帝并老子之所说——“前知太古，后知精明，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寻踪索源以见华夏之真华夏，尤其真华夏人文文化文明呈现于文字而施之于社会，最早最截便地担当起人类意识形态的传媒，方能够相继以承以让人类认知：世界是圣洁的，人类是无辜的，所以有其相互摧残无不是利欲熏心之统治阶层，一厢之督导与利用。

    综上所述我们大可认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河图》、《洛书》并非虚拟，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毛渐发现之古《三坟》所载唐末隐士的《后序》，言之凿凿：“《传》曰：《河图》隐于周初，《三坟》亡于幽厉，《洛书》火于亡秦，治世之道不可复见。余自天复中隐于青城之西，因风雨石裂，中有石匣，得古文三篇，皮断简脱，皆篆字，乃上古三皇之书也。”故伏羲氏有《伏羲易》，相继之炎帝、黄帝分别著有《连山易》、《归藏易》，亦即毛渐于《古三坟序》所言之“山坟”、“气坟”与“形坟”。因而《尚书·序》有言“古者伏羲氏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而《周礼·春官·外史》亦有如是之记：“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这不谓不是承传以继之事理常情。事理常情更在于至而今经考古发现，华夏甲骨文已推前至九千年，两万年前且还图画文（或称图形文）、鸟文。再从文物发掘看，在甘肃省谓水、葫芦河两岸，已发现了伏羲时代的新石器文化遗址500多处。大地湾遗址到1984年底，已经出土房址238座，灰坑337个，墓葬79座，窑坑38个，灶台106座，防卫与排水的壕沟7条，各种骨、石、陶器与生活器物8034件。其中房屋建筑F901房址最为典型，这座房子总面积达420平方米，分主室、东西侧室、后室、门前建筑四部分。主室居中，东西长16米，南北长8米，面积达131平方米。厅中有两根对称大柱，直径为57厘米，周围长1，79米。地面用料疆石泥涂抹得十分光滑平整，叩击有声，极像现代的“水泥”地面。彩陶出土文物中最为精彩的是圆底鱼纹彩陶盆、尖器口彩陶瓶等。在这些器物上，还出现了10多种记事符号，诸如水波纹，类似植物纹，以及直线与曲线相交纹等。同时出土了一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器型恰似一个“人头蛇身”像。这与伏羲氏族图腾崇拜相一致，又与伏羲代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专家研讨大地湾当属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或中期。而这早期或中期的时限，至而今亦当是万年左右。故而经我多方探讨考证，约公元前10000年至约公元前6548年，当是伏羲功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时代，约传十七世或更多更多。约公元前6548年至约公元前6009年，当是炎帝承传伏羲相继发扬的时代，约传十世。约公元前6008年至约公元前3488年，当是黄帝承传炎帝相继开拓的时代，约传十八世或更多。

    但请不要责我不厌其繁，为论证华夏人文文化文明，非五千年而是万年或万年有余，尊重史实审慎以证绝对必要。我于行文中曾多次提到，人文初祖伏羲氏的出现，尤其其功德，不谓不是三皇子孙的一大骄傲：其一是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其二是因夫妇制嫁娶，改变了华夏先民由母系氏族亦即母系社会，转向为父系社会，远离了先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其三是结网罟以教佃渔；其四是“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其五是造甲历、造屋庐、驱民害、治田里、疏导泉流；其六是制定管理层之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制，以确立政之有序；其七是毋忘制定自约之皇策辞：“子无怀安，惟安于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子其念哉”；其八是教民作瑟作琴以取娱乐；而其九自是教民制陶以利实用；其十是“伏羲作布”、“伏羲化蚕，西陵氏养蚕”；其十一是创造了钻木取火；其十二是由其以龙命官而确立并光大了华夏龙图腾的传统直至而今。故《周易·系辞下》有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这在北宋毛渐《古三坟序》之《山坟》（亦即伏羲易），所载《天皇伏羲氏皇策辞》中，伏羲氏即有如此之自我表白：“惟天至仁，于草生月，天雨降河，龙马负图，神开我心，子其未生，我画八卦，自上而下咸安”；“我惟老极无为，子惟扶我正道，抚爱下民，同力咨告于民，俾知甲历，曰月岁时自兹始，无或不记，子其勿怠”；“四方之君，咸顺我辞，则世无害，惟爱于民，则位不危。子无怀安，惟安于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子其念哉。”至于《古三坟序》是否伪托，唐末隐士《后序》言之凿凿而外，经余多方考证，应是真传绝非虚拟。更何况华夏文士尤其既往之有识之士，向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为依归。清末梁启超于《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中，亦有如此一说：“辨别伪书，凡以求时代之正确而已，不能因其伪而径行抛弃。”伏羲之时虽有文籍生焉，更应相信书写不便而言传身教是其主体，难免后人有所修订。但事实不能否定，难以否定。既如此，作为而今之三皇子孙，对于伏羲氏还是上述之所说，我只能以如此一句话表达其千恭万仰：实在不愧为地地道道的华夏人文文化文明之初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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